中国人民大学潘昆峰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招生计划宏观调控对我国青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CFA120122)。课题组主要成员：崔盛、孙怡帆、刘昊、马莉萍、蒋承。

    一、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弄清楚大学生迁移特征，以及大学招生是如何影响学生跨地区迁移的。
    本研究的分析思路为：通过宏观数据分析，描述大学生就学及就业迁移特征和变化趋势；而后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建立起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毕业生就业地选择两个经济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揭示迁移规律；最后实证探讨政府招生政策与迁移特征的关联，提出政策改进方案。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具体分析内容为：第一、高等教育就学迁移的宏观流场特征及趋势。研究全国各省、各城市大学生的就学迁移特征及变化趋势。对某一地区而言，计算指标包括：该地区学生到全国各地区的迁移量、迁移率，该地区净迁入（出）人数，迁入（出）地区数目等。第二、就学迁移的内在制约因素：高校生源计划分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高校生源计划分配直接影响大学生就学迁移。高校生源计划分配的历史特征是什么，现状怎样，由什么因素制约？我们会由历史文献出发，讨论中国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模式，同时，利用实际招生数据，讨论高校对外地招生名额投放规律。第三、高等教育就业迁移与就学迁移的关系研究。讨论前期迁移与后期迁移的关联性，从学生个体选择层面和宏观数量两个层面探索生源计划调控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第一、理论模型与规范分析。本研究建立了高校名额投放的理性选择模型。研究利用“引力模型”的思路，构建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以及学生就学地选择的“引力方程”。第二、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地区高等教育、经济发展状况及大学生流入流出情况、地区间大学生就学迁移、就业迁移情况做描述统计分析。第三、计量回归分析方法：运用“引力模型”的变形形式，构建解释任意两地间大学毕业生迁移率的回归方程。运用一般线性回归(OLS)方法，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因素、教育因素及其他公共服务因素对就学迁移、就业迁移的影响。同时，建立个体层次的解释模型，从学历、专业、性别、家庭收入、父母职业、地区性偏好等因素探讨就业地选择的内在影响机制。第四、数值模拟方法。提出新的就业迁移数据拟合模型，探讨拟合我国大学生迁移的最适合模型。
    二、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得到以下九大结论。
    第一、我国高校招生计划调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科举时期。建国后调控手段不断完善，但是仍存在计划分配在区域间差异较大、公平性有待提升等一些问题。
    第二、招生计划直接影响大学生就学迁移。当前我国大学生就学迁移模式上，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由河南、安徽等人口大省向湖北、江苏等教育大省迁移的总体模式；与人口总体迁移模式不同，大学生跨省就学迁移并未表现出“孔雀东南飞”的迁移模式，向广东和江浙地区的流动不明显，迁移的规模、强度、省际影响力都更均匀。
    第三、就学省的高校招生数越多、生源省高中毕业生数越多，两地之间的迁移流越大；省间距对迁移流有负效应，而相邻省之间存在迁移的正效应；各地高校的招生结构对就学迁移有明显影响。
    第四、央属、省属、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就学迁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别对应“主动选择型”、“被动挤出型”和“被动逃离型”三种迁移模式：“主动选择型”迁移模式的主要驱动力为外省央属高校和本省优秀学生间的相互吸引力，而经济和距离因素影响较弱；“被动挤出型”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本省的升学竞争；“被动逃离型”迁移的驱动力除了本省升学竞争之外，学生的支付能力也起到重要作用。
    第五、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带来了财政补贴效果。近年来，省际间财政补贴的数值有明显增长，补贴部分占财政投入的总量也有所扩大。中部地区的高考大省既是生源输出大省，也是公共服务外溢的主要获得方；东部直辖市并非是生源输入大省，但却是公共服务外溢的主要提供方。
    第六、对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带来了财政补贴数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补贴提供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补贴数值越大。同时，两地的距离越远，对补贴数量的负效应越明显。
    第七、央属高校的招生名额跨省投放结构上符合“引力模型”的形式。某省考生数量越多、高校与此省份越近，则高校对该省的招生名额分配数量越大。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央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行为产生的影响作用有较大差异。
    第八、大学毕业生就业迁移与招生计划分配的关系密切。在控制地区及个人基本特征的情况下，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在生源地就业；且毕业生在哪里就学也会增加他们毕业时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211”重点高校毕业生、研究生更倾向于离开生源地就业，且更倾向于留在院校地就业。
    第九、大学毕业生跨地区就业的预测模型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经济，城市行政属性和前期就学迁移数量。新模型预测的毕业生迁移情况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前期就学迁移数量每提升1%，毕业生就业迁移数量增加0.8%。
    以上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高校招生与人口迁移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改善高校招生，来推进或避免人口迁移的发生。如何理解上述结论？我们进行如下讨论。
    首先，对于就学迁移而言，为何在不同层级大学的就学迁移上表现出不同特征。这是高校招生特征、地方就学压力分布下学生个体最优选择的结果。在我国央属高校整体层次和质量较高，涵盖了绝大多数“985”和“211”高校。这些高校接受中央财政的支持，除适当向所在省稍微倾斜外，需要考虑教育公平面向全国招生，其招生中70%以上来自外省。省属高校是高校中规模最大的类型，它80%以上的招生是面向省内，由省级财政支持，目的是增加本省的高等教育资源。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同为公立学校，学费较低。民办高校则基本靠学费维持收支平衡，学费约在公立学校的两倍以上，但其质量和公众认可度相对公立高校较低。在这样的体系下，由于央属高校质量好、收费低，学生生源分布广，包容性强，且招生名额有限，对各省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就学迁移表现为“主动型迁移”；省属高校大学生的跨省迁移主要是在省内省属高校就学不理想的大学生“被动”地考虑迁往外省就学，他们一般会倾向于离生源省较近的地方，表现为“被动挤出型”迁移。民办高校大学生的跨省迁移则是受学费的影响，多是较发达地区的高中毕业生前往欠发达地区跨省就学，一方面是高中毕业生家庭本身有支付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到获得大学文凭的成本，倾向于前往离家近的消费低的不发达地区就学。
    其次，如何理解大学生就学迁移与我国人力资本分布的关系。一是，我们要认识到：大学生就学迁移与区域不平等关系密切。高水平央属大学所在地也多为京津沪等直辖市或经济较发达的省会城市尽管这些学校广招人才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却很可能使央属高校成为各地的人才“抽水机”，吸引各地优秀大学生就学并留在就学地就业，，形成人才永久迁移和集聚，最终推动了就学省的更加繁荣，加剧城乡和区域的不平等。二是大学生就学迁移会逐步影响人口总体迁移模式。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攀升，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教育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受扩招影响，20-24岁年龄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从2000年的8%提升至2010的 25%。大学生就学迁移对人力资本再分布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不仅仅是跨省就学的大学生可能留在就学地形成永久迁移，这股迁移流还会影响生源地的其它人才向就学地迁移，因此，大学生就学迁移可能正在影响着人口总体迁移模式。三是区域可以通过打造高水平大学来促进繁荣。一各省教育引力的差异对人力资源再分布有重要影响。通过高校的招生可以实现人口的引入。这些引入的人口尽管只是人口总体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些人口与流动人口不同，他们有更高的素质，更大的可能获得就学省户籍，成为永久性户口迁移。因此，发展区域高等教育，促进本地高学历人才由迁出变为迁入，应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如何看待省属高校高等教育跨省招生带来的补贴效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的结论，我们看到，东部直辖市的地方属高校客观上承担了大量的跨省公共服务职能，这些地区在生均财政投入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虽然并不是生源流入大省，但却为外地提供了更多的财政补贴。那些生均投入不断增长的地区，即使对外地招生名额不变，起对外地产生的补贴效果也在不断累积。当然，对外地的补贴与本地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是，我们注意到，事实上中央政府对省际间教育公共服务外溢的激励政策不足。那么，地方政府在加大对省属高校财政投入的同时，是否会考虑到通过对外地招生名额的分配事实上造成了对外省的财政补贴，从而减少对本省普通高校的投入，或降低外省学生招生的招生比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若没有合理的政策对此问题加以重视，恐怕会对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带来损伤。
    第四、如何理解并引导中央高校跨省招生计划的投放？
    引力模型的假设与验证意味着：不同的高校虽然在招生名额投放行为表现各异，但是在长期的招生实践中，都形成了自身惯例性的固定的招生计划投放模式，这种惯例性的数学表现就是引力模型。在属地招生比例大幅减少之后，虽然高校对不同省份名额分配的数量有所增减，但是分配模式（各省的切块比例）上变化非常小，说明高校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有可能消解掉政府对于平衡地区入学机会差距的政策努力。中央政府一直强调通过降低央属高校的属地招生比例来改善各地考生入学机会的差距。但是，事实上，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模式可能是导致各地入学机会差距的内在原因。对高校来说，不论对其对外省区分配的招生名额总数是增加还是减少，其分配模式都保持相对固定。那么可以预见，在央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进一步减少之后，原有的入学机会较低的省份不一定能够得到提升，而原有的入学机会较高的省份也不一定会有所降低。从实际数据来看，2006年至2010年，央属80所高校的平均属地招生比例由36%降低到29%，与此同时，各地考生进入央属高校几率的变异系数却由0.557升高到0.568，入学机会的地区差距未有下降 。由此看来，如果政策的目标是平衡各地入学机会差距，单纯依靠减少高校属地招生比例而不对高校对外省招生名额分配做出具体调整的话，这种做法可能是难以奏效的。
    第五、为何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家乡或就学地工作，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与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相比，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较差，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初次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若不能通过第一份工作获得就业地的户籍，那么今后获得当地户籍的可能性则更小，这就意味着在收入、再次择业、子女入学等各个方面存在着收益的劣势。从这个角度来说，选择在生源地就业是最为稳妥的选择。即便假设毕业生在各个省份的收益相同，由于他们对生源地和院校地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熟悉，并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那么他们在生源地和院校地找到工作的概率就相对较大。加之由于仍能生活在原来的环境中，因此不会发生流动所带来的心理成本，也不会产生额外的交通和通讯等成本。于是，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毕业生选择在生源地或者院校地就业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由于不同高校类型、学历、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很大差异，也造成就业地选择的不同。重点高校、高学历或紧缺专业的毕业生，因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而面临较小的流动障碍，因此离开生源地到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择业的可能性更大。而之所以更加倾向于留在院校地就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院校地的固有偏好，一些学生在进行就学选择时就考虑过将来毕业时留在此地就业。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特征决定了我国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多集中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直辖市或省会城市，而这些地方也恰恰能为毕业生提供较好的工作机会。对于一般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来说，其人力资本程度相对较低，更容易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找寻工作，因此流动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第六、如何理解两地间就学迁移数量与就业迁移数量的强相关关系？
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四年或更多年的学习后，一些学生熟悉了大学所在的那所城市，并希望毕业后留在那里。此外，一些学生在申请大学时也会考虑大学所在的那所城市，即学生在选择去哪里进行学业时常常也考虑了毕业后工作地的选择。无论如何，这两者的相关性都表明了通过调节招生计划而实现对人口迁移的调节的可能性。 
    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高校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诸如：限制央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在省属高校中实施“支援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实施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等。这些计划直接改变了就学迁移的数量和方向，也间接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迁移。通过本研究结论及以上讨论，我们发现了目前就学迁移、就业迁移的特征，以及高校招生、学生选择的内在规律。我们对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省属高校招生计划调控上，既要从数量上考核跨省公共服务的落实，进一步加强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的计划数量；又要从各省在跨省招生中实际的总成本考虑，避免少数省份承担过重的跨省公共服务压力。
    第二、探索在省属高校中设置差异化学费体系的可能性，本省学生入学学费和外省学生入学学费有所不同，外省学生支付更多学费，采用经济杠杆鼓励学校招收外地生源，提供跨省公共服务。这种调控方法类似于美国州立大学的学费政策，可以作为未来调控的重要参考方向。
    第三、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省属高校招收外地生源（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生源）进行一定的补贴，以不同的生均拨款的形式，激励地方政府和地方属高校主动投放外地生源计划，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地区交流和人才的跨地区流动。
    第四、在中央直属高校招生计划的调控上，如果政策目标是改善各地区入学机会差距，则中央政府可能需要通过经济、财政、行政等综合手段，对高校跨省招生名额分配的具体行为做出指导和干预。
    第五、在高校设置上，加大中西部地区自身高校的竞争力和招生规模，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在本地就学来增加他们留在本地就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