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石鸥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研究”(课题批准号：BAA120011)。课题组主要成员：吴小鸥、张增田、段发明、刘丽群、赵长林、李祖祥、方成智、石玉、李新。
一、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第一、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研究。本专题动态呈现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教科书的文化选择及构成。这样我们能够深刻地领悟到在百年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与社会发展直接关联的一些文化观是如何有限渗入、广泛展开、汲汲以求或者裂变偏离的。
第二、影响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因分析素。本专题分析影响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编撰者（群体）文化背景、社会文化思潮、关键文化事件、主流文化介入等因素。
第三、多元文化视野中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研究。本专题探寻教科书有效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探寻教科书有效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运行机制。
2.研究方法
本研究坚守“研究教科书必须见到书（实物和文献史料）”的治学原则，对百年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给予实事求是的动态的、系统的、实证的研究。本研究以课题主持人个人收藏的20000余册百年中小学教科书为支撑，具体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及案例研究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主持人收藏的教科书是重要支撑的文献，官方教育文件、教育年鉴、教育杂志、名人年谱及回忆录等也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
第二、内容分析法。本研究深入到教科书文本内容层面，从微观上对教科书的课文标题、内容题材、术语表达等的出现进行分析，在客观呈现基础上进行归纳，以此论证观点。
第三、案例研究法。本研究通过对教科书的“文化再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典型文化事件进行细致和广泛的剖析，总结规律。
二、结论与对策
教科书与人类其他文明一样，通过积累和传播而得到发展。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课本”、“课书”、“功课书”等俗语和泛称在“教科书”一词出现之前已在各种官私文献中得到使用。“课本”是一个合成词。“课”的解释为，“凡定有程式而实验稽核之，皆曰课，如考课、功课”[1]。 “本”的解释为，“凡事之根源为本”[2]，组合为“课本”，即是功课的根源或学校教学过程的根源之意。[3] 这些中国固有词汇的一些义项与近代教科书概念相近，所以鸦片战争之后，“课本”一词泛指教学用书，在传教士及中国各类官私文献中都广泛使用。《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记载，“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可考。”[4]1901年，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创刊号首次使用“教科书”一词。1902年，“教科书”一词被官私文献中多处使用指代教学用书。1902-1903，“教科书”命名的教学用书大量编译出版。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使用“教科书”一词。此后，“教科书”成为教学用书的主要指代词，与“课本”共存至今。
1. “科学”与“国学”：晚清教科书的文化选择及自觉。
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西学教科书中的科学文化通过学堂的传播，对于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转型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知识基础，对中国具有文化的新陈代谢之重大意义。甲午一役，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在一种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冲击下，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日本，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可为中国提供许多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国内新式学堂对教科书之渴求，晚清负笈东渡的留日学生以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为己任，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大量教科书。这些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确立中国人对文化选择的主体地位，呈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主要门类，尝试“文言”到“白话”的文化语境变通，提供从“认知策略”到“形式体例”的现代教科书范例，引导从“钦定”到“法制”的教科书版权规范，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作为“从一定社会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5]教科书是经过特殊筛选，加以定式化、组织化的社会共同经验，她总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1903年，文明书局开始推出“蒙学科学全书”系列28种，是第一次书名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6] 190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的“最新教科书”是第一套按照现代学制而编辑（译）出版的涵盖中小学的教科书、第一套配套出版有教授法的教科书、第一套附有彩色插图的教科书、第一套每册都印有英文书名的教科书、第一套在目次上标有页码的教科书、第一套每册都有扉页的教科书……这些成绩“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7]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将学堂课程分为修身、伦理、字课、作文、经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算学、名学、理财、博物、物理、化学、地质、矿产共计16门，共列举了91本教学用书供选用。[8]这三个中国教科书史上的重大事件，使得现代西方科学文化潮涌般出现在各级各类新式学校的课堂上，全面开启中国教育启蒙的新文化大幕。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来说，国学就是这个民族屹立长生的血液与魂魄，主张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救亡图存的精神支点。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行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成为当时国人自编教科书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标志。
2.“现代人”到“现代国家”：民国教科书的承载的新式文化及其嬗变。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9]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其空前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政权。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实施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1912年1月，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以超凡的胆略和气魄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响亮口号，推出以“中华”命名的教科书。《中华书局宣言书》开篇提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群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10]《教科书革命》一文强调“本最新之学说，遵教育部通令，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之精神，采人道、实业、政治、军国民之主义。程度适合，内容完善，期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以植我国基础。”[11]1912年6月，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全新的“共和国教科书”，明确“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12]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力推“新制教科书”，是百年中国教科书史上唯一的一套按照三学期编制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在革新鼎故的历史关头，在启蒙的地平线上确立起全新的文化标准。教科书全新界定“人”的基本属性，强调身心健康是现代人自然属性的积极拓展，健全人格是现代人精神属性之道德涵养，权利义务是现代人社会属性的尊严意识。教科书积极宣扬“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强调人民为国家的主体，一切以宪法为断，地方之人办理地方公众之事，谋求社会公益事业，国民富则国家因之而富。1912年的教科书不仅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更是积极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创新，教科书与社会文化思潮相互作用，点燃轰轰烈烈的、自觉的、有理念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组织力的、旨在实现现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民国初期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与封建复辟，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社会变革不仅是政治制度的革新，更必须进行深层的文化改造，其中“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13]启蒙思想来自新思维，而新思维的表达需要借助于新的语言载体，在新的语境中形成。从1915年开始，白话文教科书与新文化运动相伴而行，从江苏一师附小开展自学辅导实验自编白话文教科书，到北京孔德学校设立新教育研究会自编白话文教科书，促进了白话文教科书的发展。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新体国语教科书”是第一套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教科书。此后，新式标点符号在教科书中广为使用。教育部批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议案，明令改“国文”为“国语”，并规定1922年后小学各种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社会思潮与教科书的发展激荡辉映，许多欧美留学生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自觉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编撰、出版、校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从1922年开始陆续推出了凝聚海洋文化的新学制教科书盛宴。这些教科书围绕“儿童”及其生活展开，凸显教育之人性意义。教科书设计“问题”并且引导探究，积极建构智能之发展。教科书尝试“多样”类型及编制，满足各种教学之需求。新学制教科书融入“学术”思想，彰显鲜明的个性色彩。新学制教科书以新的形与质显示了语言与历史要求的深度契合,从而彰显了自身的文化现代性。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新的文化并且积极变革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发展中的飞跃和进步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破败景象，以及一股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兴起，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思考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探寻未来中国文化之出路。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代表着新世界的曙光，苏俄“一党政治”的革命胜利及其对中国的友好，使得在艰难处境下的孙中山开始转向用政党的力量改造国家。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正式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1927年，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为了维护其“一党专制”正统地位，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国民党在中小学全面实施党化教育，其中，以“党义”“三民主义”命名的教科书强力建构确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政治文化标准。各级各类各学科教科书强力引导儿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激发儿童的政治信仰，其实质是封建专制的臣民政治文化心理延伸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民族危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政府及人民，都有一种亡在目前的尖锐的感觉。”[14]而“能建设中国文化，才能谈到复兴民族。”[15]国民政府宣扬三民主义思想之时，更以民族主义、民族本位相号召，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应对民族危机的精神动力，中小学教科书在烽火岁月中为提升民族自信力积极守望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彰显中国本位文化认同。
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逐渐深刻地认识了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1921年7月，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伴随着“红色政权”及“红军”的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的、时代的、大众的新质文化——红色文化[16]，鲜明的政治性和彻底的人民性是红色文化的首要特征。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崭新的革命理想和价值理念，要想被全国范围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宣传。于是，根据地教科书始终贯穿土地革命，宣扬“耕者有其田”与“减租减息”，昭示共产党的民生作为；教科书积极阐述民主政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与“基层选举”，展现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教科书对比新旧生活，突出“翻身幸福”与“丰衣足食”，呈现共产党的执政绩效；教科书宣扬人民军队，阐释“积极抗战”与“英雄事迹”，明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教科书介绍党史常识，凸显“党的组织”与“党的诞生”，树立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教科书尊崇领袖人物，渐定一尊于“毛泽东”，塑造共产党的作风形象。这样，根据地从青少年儿童到普通民众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成为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3. 从“苏联文化”到“多元文化”：新中国教科书的文化改造及创新。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实现革命理想，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结合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17]于是，苏联在十月革命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直接借鉴与效仿的文化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小学教科书的文化改造。教科书方面，最先学习与借鉴苏联教科书经验的是东北人民政府从1949年4月开始组织力量编译苏联十年制中学自然科学教科书。由于苏联推行高度集权而统一的教学计划、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进行着标准化和统一化建设。1949年10月，陆定一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强调，“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技术上可能印刷得好些，价钱也便宜些，发行方面也免得浪费。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8]于是，教科书在国家强力介入下逐步走向统一，而且中小学教科书的名称、内容、形式上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表现为不断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明确“无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符码，教科书频繁出现“长工、翻身、工人、农民、地主、恶霸、资本家”等身份识别词语，以此划分出“敌我阵营”，明辨是非。为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及社会主义政治立场，教科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国家认知和光明前景，启蒙未来主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火热激情。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恶化，新中国教科书虽然开始了自己探索的过程，但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文化革命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教科书的文化改造，以至于在探索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化的发展道路，如教科书过于联系“三大革命运动”，且将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极致化为“颂圣”，以达到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认知与情感的统一。而且，教科书在政治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性，教科书没有承载与体现科学知识的完整性和正当性，忽视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积极建构。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1978年秋季开始，全日制十年制全国通用的教科书的编撰出版是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在现代化建设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坚实一步，教科书加入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力求追逐现代科技前沿。在全面探索教科书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20世纪80到90年代各类中小学实验教科书编写出版达到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最高峰。其中，“八套半”教材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进行的教材多样化探索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编教材的弊端，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水平的学校教育质量的改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01年，新中国启动第八次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2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课改教科书积极建构全新的文化标准。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方面，教科书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确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突出汉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尊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多民族文化样态。在建构全新科学文化方面，教科书强调科学知识的综合性和生活性，注重科学方法的体验性和操作性，明确科学精神对个体及社会的意义。在展现多元文化方面，教科书关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涉及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大量呈现精英文化，给予大众文化一定层面的关注；多呈现以男性为主的性别文化。
[1] 方毅、傅运森，等编.辞源正续编合订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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